引言：有的人做了一辈子记者，没说过一句真话

今天刷屏的是一个女记者，虽然是国社的，但恕我孤陋寡闻，之前还真没注意过这个名字。

说来惭愧，至今我也还是个记者，还是那种非主流媒体、天天写正能量文章的记者，最伤心的是，我名不经传。不像廖大名记那样，坐在高堂之上侃侃而谈。

记得读书的时候，授课的老师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难忘的话：“有的人做了一辈子记者，没说过一句真话。”

2000年前后，我有幸进入某省报，在一位前辈手下做记者。这位前辈曾是南方周末前总编江艺平的老师。

他给我说过这样一个故事：在1976年，广东S市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。S市有3个小年轻，平时就游手好闲，吊儿郎当，故意找藉口不参加上山下乡。有一天，这三个人聚在一起喝酒，喝着喝着喝醉了，烟头没有熄灭，把垫在屁股下的报纸点燃了。最要命的是，当年的报纸都有伟大领袖的照片，印有照片的报纸被烧了一半，伟大领袖的半边头像烧没了。

这还了得！路过的群众马上报告了革委会，当时就把这3个人抓了起来。革委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一致决定，根据这3个人平时的表现，他们这次行为是故意的、有预谋的、是为了发泄对社会的不满，是现行反革命的行为，必须枪毙才能平民愤。

案情明了，快审快判，无论这3个小年轻怎么叫苦叫冤，也没有人肯相信他们的“狡辩”了。

这位前辈当时是省报S市记者站站长，他从革委会得到了这份材料。革委会领导要求他，必须马上整理材料写出报道，这是该市罕见的反革命典型。

这位前辈看完材料以后深感不妥，这几位小年轻出身工人之家，年纪都没有超过20岁，按理说不会对社会有什么刻骨铭心的仇恨。

他决心要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。好在当年记者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，他到市公安局调阅了全部审讯档案，查看了问询笔录，走访了报案人，还去3人的家庭和读过书的学校一一走访，最后亲自和3名年轻人面对面交谈。

由于S市革委会要求在公审之日见报，时间很紧。这位前辈只花了3天时间就完成初步的采访，心中对事情的基本情况已经有了结论。

那个年代通讯也不发达，平时发稿急的话是通过电报，不急的话通过邮寄。当时离公审的日子只有几天时间了，这位前辈打长途电话给报社分管领导汇报，并鲜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：“这3位年轻人罪不至死。”

报社分管领导听完电话以后，当即拍板，你把你所调查的材料写成内参，不要发电报也不要邮寄，通过当日的火车带过来。

这位前辈写了将近1万字的内参，装订成一本。他找到相熟的列车长，托他带回省城，打电话让报社的人过去拿。

这份内参很快就通过报社送到广东省委领导的桌上。广东省委专门就此召开了会议，展开了激烈的争辩，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，几位小年轻的行为无疑是死罪。但最后一位领导说了一句话：“他们都还年轻，人头掉了就接不回去了。”

也就是这句话挽救了3位年轻人的生命，由于有了省委的结论，3人被判死缓。

再后来，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3人得到了平反，重新过上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。

我问这位前辈：“在那个年代，为什么你还有胆量逆风而上？”

他没有正面回答我，而是说：“谁都逃不过大时代的局限，但作为记者，不能说真话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尽量不说假话，哪怕是少说假话。”

那个年代新闻环境是怎么样，相信大家都清楚。时至今天，新闻舆论环境有了很大的进步。据说刚刚进入国社的记者，都会去北京房山接受集中培训。在那儿，他们都会被不断灌输一句话：“笔下有财产万千，笔下有人命关天，笔下有是非曲直，笔下有毁誉忠奸。”

我没有机会拜读廖大记者在疫情期间辛辛苦苦写的公开稿件500多篇、参考报道90多篇，但我希望，她说的至少不要全是假话。

记者不是先知，但记者也不能无知。廖大记者生活在当地，是高级记者，对发生在当地的事情难道充耳不闻？

美国电影《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》中有一场别开生面的记者发布会，所有从伊拉克回来的美国大兵面对记者说的，都是言不由衷的假话。台下的记者自己并没有说谎，他们如实记录了受访者说的每一句话，甚至是每一个字，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真的。

媒体没有编造谎言，但是他们在传播谎言，在传播明知是谎言的谎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谎言政治正确，因为受众爱听这些谎言。